原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七七级学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资深教授吴汉东:恢复高考让我有幸为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

发布时间：2017-06-0209:33星期五来源：法制日报——法制网

　　□恢复高考40年法律人见证法治进程

　　【人物名片】吴汉东,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文澜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研究基地、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基地、国家版权局国际版权研究基地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委员、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在知识产权政策咨询方面,承担有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专家建议稿、国家知识产权“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国家广电总局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并且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小组成员。200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上为国家领导人讲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并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化部、商务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资委以及广东、湖北、陕西省等省级机关做知识产权专题讲座。2009年、2011年两次被评为“年度十大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具影响力人物”。

　　种过田,送过信,当过老师,做过校长。

　　回望过去,吴汉东最珍视、最喜爱的还是“学者”。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法制日报》记者拾级走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三楼,来到吴汉东办公室时,教授已在门口等待记者了。只见他满头银发遮不住浑身散发的儒雅之气,鼻梁上的眼镜挡不住双眼里闪烁的智慧之光。走进他的办公室,放眼看去,书桌上、茶几上,摆满了书。

　　尽管已卸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吴汉东依然在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今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首次将知识产权纳入议题。吴汉东受邀出席,并作题为《中国制造与知识产权》报告,提出的“中国制造之痛痛在知识产权”观点引起热议。

　　4月初,吴汉东还完成了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获免检通过；在上海主持了第十四届知识产权南湖论坛,与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700余名学者交流。

　　5月初,吴汉东又到天津参加“京津冀一体化与知识产权”论坛,作了《知识产权一体化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报告。

　　“感念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让我等有了选择的机会,实现了我自己农民——工人——职员——教师的人生转型,并能有幸专注于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作为1977年高考恢复后首批考生,吴汉东如是说。

　　讲述人:吴汉东

　　油灯下苦读人

　　17岁时,我从湖北省实验中学毕业。作为1967级初中毕业生,我与同龄人无异,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到湖北省潜江市农村插队。

　　赶车驾辕,插秧割谷,修堤筑坝。一年到头,虽有劳作之累和生活之困,但农暇之夜煤油灯下的阅读——读文学、读历史、读政治,就成为一种生活享受。

　　19岁时,我有幸通过招工进入襄樊邮电局,成了一名邮递员,每天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信。有时邮包的信件摞起来比我人还高。

　　工作虽然很累,但我还是坚持读书。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人家喝咖啡、逛马路的时间,我是用来读书看报的”。

　　1977年,中央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得知消息,我马上报名,开始备考。

　　1977年高考,考四门:语文、数学、历史、政治。说是备考,其实也就不到两个月时间。当时在宿舍学习到深夜,白天照常到单位上班。

　　备考没有复习课本,没有考试范围,基本上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好在邮电部门的工作给了我不少读书看报的“便利”——武汉师范学院出版的《读书手册》包含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

　　最终,我的语文、历史、政治都考得还不错,但数学基本上还是初中水平,到因式分解就不会了,好在总分还不错。

　　接到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录取通知书时,我正在襄阳县峪山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我们50多岁的老组长不愿意放我走,可我早就坚定了要到大学读书的心。

　　现在看来,自己以初中生的“低学历”、27岁的“高年龄”考取大学,关键是一直存有“热爱学习、追求上进”的精神和态度。

　　知产研究先行者

　　当年,我做的是文学梦,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最终被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学专业录取。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法学是个什么专业,法学启蒙可以说是来自邻居。

　　邻居曾在民国时期当警察,他说,法律是很重要的一个专业,专门培养法官和律师的。至今,我对这段话记忆犹新。

　　当时,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大学招收法律系学生。

　　刚进学校时的状态是,老师们准备教书,我们准备读书。法学教育基本处于草创阶段,很多书、很多教材都没有,但这并没有阻碍学生们求知欲。

　　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共50名同学,个个都如饥似渴地读书。黄进,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天背《新概念英语》,寝室熄灯了,就在路灯下继续背,最终成为国际法领域的专家。王利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大学前两年常与下铺的兄弟、原湖北省委党校副校长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方世荣讨论文学。

　　1982年大学毕业,我选择了留校任教,并继续攻读研究生,师从法理学家章若龙先生,并在民法学家李静堂和罗玉珍两位先生指导下,专攻民法基础理论。

　　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承认技术在商品价值中的作用,肯定了技术作为知识形态商品的属性。

　　我意识到知识、技术创新的重大社会价值,并痛感当时中国知识产权研究基础的薄弱,于是选择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学术努力方向。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刚刚起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成立了知识产权教研室,我和同事闵锋1986年合著、1987年出版了《知识产权法概论》,这本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教材。

　　1991年秋,我开始攻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师从民法大家赵中孚先生。次年8月,教育部委派我为访问学者赴美进修。在美期间及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还是将著作权作为研究领域。

　　与知识产权结缘三十余年,我专注于两方面问题:一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其研究方法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学,间或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二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要现实问题研究,其研究注重社会需求和问题导向,或立法、或司法、或战略实施、或知识创新、或产业发展等。

　　退而不休法学家

　　2014年1月,我因年龄原因卸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被聘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澜资深教授。

　　66岁,我自称进入了一个“中年后期”。退下来之后,比过去更忙,对我来说,学术生涯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知识产权已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正从一个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知识产权很热,但我希望自己有冷思考,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要注重高端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向更高水平发展。

　　我留校任教几年后,也就是从1985年起,我们才以中南政法学院名义对外招生,分法律系、经济法系招生,一个3个班、一个5个班,总共有400来名学生。现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对外统一招收法学专业本科生,年招收1000余名本科生、硕士研究生600名、博士生招60名,已形成了非常系统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对未来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期望,知识产权人才更应“德法兼修”,更应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知识产权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紧密联系,学科融通性非常鲜明。对于未来知识产权学科的发展,我认为,一方面是向精细化发展,构建起知识产权更细分的专业和方向；另一方面是向融通性发展,产权制度研究及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等地互动等。

　　以书为伴,书伴人生；与法同行,法行天下；释放知识产权制度“正能量”,发出知识产权事业“好声音”,这就是我——一个中国知识产权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法制网记者　胡新桥　刘志月　整理